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领导下，漳浦县先后建立了几十个党的基层组织，位处白区敌人统治中心-----漳浦县城绥南村的中共城关支部就是其中之一(今绥南社区党总支部的前身)。该地下党支部在中心县委、县城工委的领导下一直活跃在敌人的心脏部位，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作的特殊贡献是其他支部所无法取代的。
血雨腥风建支部
漳浦人民革命斗争历史源远流长。
鸦片战争后，漳浦人民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榨下，兴起了反抗斗争的热潮：
1851年至1855年间，爆发闽南“小刀会”起义。
1904年，以漳浦天地会“仙拳会”为骨干，发动了以反对洋人宗教侵略为主的“漳浦教案”。
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先后爆发了黄桃起义、乌石和内坑村农民的反抗斗争、“乡约”之战等。
“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化在漳浦得到广泛传播，开展了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北伐战争期间，共产党员郑林英以国民党员身份主持国民党县党部工作。他与到漳浦开展工农运动的共产党员李联星在城关成立中共第一个党组织——“闽南大校分校”，以国民通讯社漳浦分社为宣传阵地，宣传介绍各地斗争情况，鼓舞漳浦工农的革命斗志。
1928年，中共漳浦临时县委成立，同时成立十余个支部。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占漳州。4月24日，东路军第三军解放漳浦全境。红三军在漳浦发动、宣传群众，帮助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以下简称“红三团”)，协助漳浦地方党组织培养、吸收新党员及党的工作者，成立溪南村党支部。绥南村的詹开发、陈绍元等党的地下工作者自此开始积极为红三军、红三团、靖和浦中心县委开展情报等工作。
1936年，中共城关支部成立，支部设立在绥南村詹厝潭边的詹开发家里，有党员4人，詹开发、柯荣章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城关支部为上级党组织、红三团提供大量重要敌情，购买、输送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
(今绥南社区党总支书(中)在中共城关支部原址)
“尖刀”插在敌心脏
城关支部建立在白区敌人的统治中心，与中共城关党支部相隔几十米的有1300多年历史的漳浦县城隍庙，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政府警察局所在地。
(漳浦县城隍庙)
该支部从事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交通情报工作。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清剿”我红军游击队，在漳浦的活动极为频繁。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城关支部的詹开发、陈绍元等地下工作者专门从敌人内部收集活动情报。城郊溪南村支部的同志则常常利用赶集进县城买卖东西等机会与詹开发接头，由詹开发迅速将情报递送给区委、县委领导或部队驻地，以及溪南村、下布村的党组织。
当时的情报有很大一部分是詹开发的内弟陈绍元提供的。陈绍元是我党打进敌人内部的情报员。他主要是利用任福建省第六行政公署军事科长、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的陈修祖搞到情报，掩护我党其他同志的活动。陈修祖与陈绍元同乡同族，而且是陈绍元“贴红拜师”的老师。陈绍元通过和“老师”拉家常获取较准确的情报，毫不知情的陈修祖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党的间接“情报员”。
1936年4、5月间，红军驻陂内村，敌人出重兵攻打，詹开发获悉后赶到溪南告知柯志达，柯志达马上带给瓷窑支部的胡耀源，胡耀源连夜送达我军驻地。我军连夜撒离，第二天敌人扑了空；
有一次，敌军派兵来攻打我游击队。获得情报后，詹开发报给溪南支部柯志达，由柯志达通过坛内支部陈忠炭转报部队。我方部队研究判定敌人只来一、两个连，不足为畏，就由村里的群众配合在山上摆开阵势。敌军远远看到漫山遍野人头攒动，红旗招展，便不战而退；
还有一次，我党组织得知伪专员公署内部自制机密军事地图，把智取军事地图的任务交给城关党支部。陈绍元经过周密计划，不但把机密地图弄到手，还获得一张石版印刷的漳浦地图，大大方便党和红三团的军事行动。城关支部就像是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成为我党组织和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包括“漳浦事件”发生前，城关支部就先后四次向党组织报告准确的敌情：
1937年7月14日，何鸣带领改编的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从平和县的小溪出发，开往漳浦，城关支部得到情报：“国民党一个营尾随红军，并沿途撕掉红军宣传标语。”詹开发马上报告党组织，转告红三团领导要警惕。可是何鸣不但不听，反而责备是听信汉奸造谣；
红军部队开进县城时，詹开发与陈绍元从敌人内部取得可靠情报：敌157师从漳州、平和向漳浦集结，城内豪绅开会密谋，准备配合伪县政府和敌驻军缴红三团的枪支。詹开发火速向当时负责白区工作的县城工委书记彭德清和浦南区委领导柯志达汇报。当日，县委立即派人告诉何鸣，可是，何鸣竟然告诉来人：“用不着这样紧张，我自有办法！”再次坐失避免事件发生的良机；
7月14日下午，詹开发从陈绍元那里获悉：驻扎漳浦的敌军把兵力分布城外四周，并在体育场四周构筑工事。他马不停蹄地火速向特委朱曼平及柯志达等领导汇报；晚上，陈绍元获悉敌军集结队伍到漳浦的情报，詹开发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深夜出城向组织汇报；
“漳浦事变”发生前夕，原广州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潜伏在157师当连长的胡展光，不顾个人安危，找到詹开发建立的联络点西大街新义和堂中药铺，告诉朱曼平说：“157师正在集结，向漳浦移动，要警惕他们解除武装。”还警告说：“你们要慎重考虑！”15日，朱曼平化装进城混入孔庙见何鸣，要何鸣抓紧采取措施。遗憾的是，何鸣对此重要情报掉以轻心。
智购军需运武器
三年的游击战争期间，城关支部为红军游击队、为中心县委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以及日常用品及药品等。詹开发、陈绍元、柯荣章等同志，主要是利用在县城里开新义堂药店的阮瞻仰、阮槐树父子，詹开发的内弟陈显鑫(陈绍元弟)开设的陈同美干果店铺，好友曾永祥开设的百货店及船老大吴水等关系，建立起可靠的情报交通网，源源不断地把情报、军用物资、日用品、药品输送到了根据地。
漳浦事变发生的当天，詹开发立即绕道赶到下布村，向特委朱曼平报告事变全过程，并接受指示。随后立即赶回县城通知在孔庙的红军指战员：党组织在下布村，赶快设法逃出来，到下布村找党组织。当晚，卢胜和王胜等十几个营连级干部和近80名战士，冲破敌人的严密看管，于夜间突围，紧接着，又有许多战士，以各种巧妙方法脱离敌人虎口，到下布清泉岩集中，由特委何浚、朱曼平等领导重建红三团，卢胜任团长、王胜任参谋长。
红三团重建之后，战士们的生活极端困难，敌人封锁严密，企图断绝红军与群众的联系，让红军饿死在山上。城关支部迅速从陈显鑫的陈同美干果店、曾永祥的百货“苏广”店和詹开发的知交好友家中秘密筹集一批生活用品、军需用品，连夜送到山上，以解红军的燃眉之急。之后，城关支部的同志又组织赶制红军服装，由县委从下布村派来的交通人员转交红三团。
詹开发还通过关系借到400元白银，以“水客”身份到厦门重金买下20条短枪、一大批棉布和轻工业品。他把短枪与棉布、杂货混装在大麻袋里运回漳浦城关，并通过新义和堂药铺阮家父子打通商会关系，买通鹿溪稽查站，顺利将短枪送到山上，为重振红三团军威起了很大的作用。
狱中抗争显骨气
詹开发，1897年出生在漳浦县城绥南村詹厝潭边的一户书香之家，小时在祖父詹拱辰的私塾读四书五经，后到府前街陈炉河布店当店员，并娶店主之女陈藕为妻，执掌布店经营。
(詹厝潭)
1926年底，共产党员李联星到漳浦县开展工农运动，组建工会，詹开发被选为漳浦县总工会委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2年4月，中央红军进入漳浦之后，城郊的溪南党支部成立，詹开发积极参加，担任交通情报员。1936年春，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政治部主任朱曼平带领第三大队到梁山活动，组建浦云县委(后为漳浦县委)，介绍詹开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成立中共城关支部，詹开发担任支部书记。
1941年农历4月13日，詹开发被国民党警察抓走，被投入国民党大牢作为政治犯单独关禁，不准亲属探视。根据当时在国民党监狱内做木匠活的水乞师傅后来的描述说，詹开发在牢笼里，受尽人间罕见的酷刑，挨大板、挨皮鞭以及吊绳索等刑罚，甚至坐老虎凳，被灌肥皂水、辣椒水、电刑等刑讯逼供，身体被摧残得不像人样，但他宁死不屈，敌人没能从他口内撬出半点有关我地下党组织的情况。詹开发在国民党监狱中英勇抗争、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的行为，获得了“开发有骨气”“开发不怕死”“开发硬骨头”等赞语。
1945年春节前后，詹开发经其内弟陈绍元、陈显鑫等亲友多方营救，加上陈修祖的支持帮助，伪警察局终于同意其保外就医。1948年8月，詹开发在狱中受折磨造成的伤痛复发，不久谢世，终年52岁。解放后，龙溪地委以及朱曼平、柯志达、洪椰子等老领导，都高度肯定詹开发的坚贞不屈和对党的事业的突出贡献，赞誉他是“漳浦白区工作的一面旗帜。”(陈光辉 邱枫)
